先秦历史若干问题分析与教学建议
先秦历史若干问题分析与教学建议
晁福林 李凯
统编教科书《中外历史纲要（上）》中第一单元为“从中华文明的起源到秦汉大一统封建国家的建立与巩固”，跨度之长，信息量之大，历史老师驾驭起来比较吃力。白寿彝先生指出：“历史主要是写政治，政治是历史的脊梁，经济虽是基础，但要受政治的制约。”白先生的意见是中肯的，抓住政治史，对于把握时代特征来说至关紧要。这不仅是学术研究的基础，也是历史教学过程中抓大放小的重要原则。中国早期文明发展有着非常鲜明的中国特色，其中最为明显的一点就是族的长期存在。抓住中国早期文明发展的这一关键特征，就能够把中国上古史中貌似碎裂的信息串联起来，使学生形成有一定条理的知识结构。本文试图解析先秦政治史的若干重要问题，希冀能够纲举目张，为老师们教学实践解决一些问题。
01关于早期国家
恩格斯充分利用了摩尔根《古代社会》的研究成果，撰写了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》，描述了希腊人、罗马人和德意志人彻底打碎氏族制度，在它的“废墟”上建立国家的过程。恩格斯如此形容：“氏族制度已经过时了。它被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之分裂为阶级所炸毁。它被国家代替了。”恩格斯的结论无疑是正确的，尤其是他发展了摩尔根的文明理论，着重强调了国家的建立对文明演进的作用。但也需要看到，恩格斯自己曾经强调这个结论只是根据希腊人、罗马人和德意志人这三大实例进行的探讨。就东方世界尤其是中国看，早期文明的发展情况与这三大实例并不相同。进入文明的门槛氏族就消亡，这样的路径恐怕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规律，至少恩格斯并没有这样绝对的表述。中国古代由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迈进的时候，氏族组织长期存在，它并没有“为阶级所炸毁”，也没有“被国家所代替”，而是与阶级、国家长期并存。
血缘因素在进入国家后，能够与国家政权结合，在相当的历史环境中成为文明发展的依赖力量，绝非格格不入。所以我们在给国家下定义时，不应硬套西方理论，应充分考虑中国的特殊性。中国上古史中，很长历史时期应纳入早期国家的范畴。这是一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观点，比生搬硬套西方国家理论更实事求是。统编教科书用“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国家”来命名第1课，就充分考虑到了中国文明起源的特殊性，是非常正确的。
02关于土地制度
井田制有没有，即便有，在商周社会是否是普遍现象，学者们讨论几十年，至今莫衷一是。孟子“方里而井”“井九百亩”的叙述人们耳熟能详，问题在于，孟子这段绝对性很强的话可不可信？孟子所说把土田划成整齐划一的豆腐块，若说不顾地形放之四海皆准，自然不太可能，可如果是平原而非山地，井田也不是完全实现不了。孟子对井田制度言之凿凿，所谓“夏后氏五十而贡，殷人七十而助，周人百亩而彻，其实皆什一也”，则井田制恐怕也不是周人的首创。在物质资料稀缺，人口密度不大，商品经济尚不发达的早期文明中，土地尚不是紧缺的资源，其重要性远远小于人本身。所以人们很大程度上把土地当作生存的工具，并不太在意所有制的形式。周王朝名义上是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”，实际上已经把土地分给各层诸侯，但与其说井田制是贵族个人所有，还不如说是贵族宗族所有。把历史现象放置在宗族社会的大背景下，问题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澄清：井田制虽然至今不敢确定为周代普遍现象，但在国家推行授田制、形成编户齐民之前，应当从情理上存在宗族掌控土地的制度：当时不存在土地紧缺的问题，劳动力比土地更重要；《诗经》等文献提到土地中有公田，有私田，一定程度上应该是可信的；在公田上劳作，是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前提下采取的劳役地租。这是宗族社会赖以生存的经济支撑。
03关于文明的标尺
04关于多元一体
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专家指出，多元一体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基本特征。在中华早期文明发展过程中，各主要文化区百花齐放、多元并进，所谓“满天星斗”是不争的事实。新石器时代中期以来，各地区之间交流越发频繁，各文明间从具象的农业生产技术、玉器、陶器到抽象的礼仪制度、宗教观念都进行着深刻的交流；距今四五千年以来，中原地区融合了周边文明的长处，异军突起；距今3800年前后，中华早期文明形成了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多元一体化格局。这样的说法就考古资料看自然是正确的。然而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，应不是在文明的门槛就呱呱坠地，若这样理解，就把文明的发展明显简单化了。多元一体应是一个长时段的发展过程，不同时间段应该有不同的“体”，“体”是不断发明的产物，各时期人们对“体”的认识也存在差别；其中族的因素在这一历程中仍旧发挥了相当的作用。如果是形成考古学上的大文化圈、发生中原区与周边地区的文化联系，自新石器时代中期以来就已出现。
如果说夏商王朝的方国部落联盟是一堆没有太多联系的马铃薯，那么周人的宗法分封制是一个装满马铃薯的大口袋，使松散的马铃薯有了较多的接触和联系，这样多元一体的“体”迈出了从方国联盟到郡县制度发展的关键一步。到秦汉王朝大一统时代，中央集权、编户齐民、罢黜百家等措施得以全面贯彻，多元一体之“体”深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，血缘因素基本从国家政权层面走出，大口袋中的马铃薯已经成为交融在一起的土豆泥。此时距新石器时代的裴李岗、仰韶文化已过去数千年之久。那种“雄鸡一叫天下白”式的描述，是不大符合历史实际的。
05关于百家争鸣
以儒家为典型，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联系王官之学与诸子之学之间的逻辑：一是作为宗族学术载体的王官之学中蕴含了儒家的因素，比如他们都以统治者的治国方略为主要的学术研究内容，西周宗族社会就孕育了儒家后来所出现的仁、礼、义等思想观念的萌芽。孔子是把这些内容融为一炉，针对时代需求进行纲领化、理论化、条理化，其主旋律是宗族社会中形成的统一性的集体主义价值观。二是王官之学到儒家思想的传承比较明确，是“接着讲”而不是西方人的“我讲”。比如孔子接着文王、武王、周公讲，孟子、荀子接着孔子讲，《诗》《书》为代表的先王之典是表达思想的载体。三是就服务宗旨而言，王官之学和儒家思想都服务于统治者。王官之学为周代贵族提供治国经验，儒家之士要蒙耻辱以干世主，以仕途为进身出路，两者无本质差别。诸子思想虽有应时而生、救时之弊的因素，但也有脱胎于王官的一面，不能不带有王官之学的烙印。
06关于君主权力
先秦时期罕见为所欲为、权力毫无制约的专制君权，中国早期文明往往呈现出王与诸侯联合、与臣下联合的执政状况。尤其是西周春秋时期，当周王征讨不法诸侯与扰乱疆土的蛮夷戎狄之时，周王固然也派出军队，但配合周王作战的诸侯国军事力量是战争非常重要的支撑；周王或者王室重臣也可以指派诸侯国作战。
周王之所以如此依赖诸侯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周代还是宗族社会，国家建制和秦汉以后还有一定的距离。说到底，是钱的问题，周王没有通过编户齐民直接控制税收的体制，也不大可能有后世的俸禄制度。
周王不是不想集中权力，而是条件不允许。07关于礼
在中国早期国家形态中，“礼”是十分重要的内容。礼器出现表明当时的社会上礼已经为人所重视而普遍实行。礼已经包含了许多方面的社会政治内容。礼乐的系统化是文明时代人际关系的润滑剂，孔子说夏商周都有礼，三代之间的礼还进行着因循损益；礼在三代应该存在一贯性。
礼的约束力要远大于法。“刑不上大夫”不是说大夫可以法外开恩，而是说大夫受着礼的制约，可能法不至死但礼至死，大夫受辱的惩罚更严重，甚至与其受辱不如自我了断。
08教学建议
老师应该把握好先秦历史的阶段性。先秦时期大体可以分成三个阶段：一是夏王朝以前……二是夏商西周时期……三是春秋战国时期……
我们可以把握住几个维度化解难题：一是既然教科书是“纲要”，就应该从宏观处着眼，抓住先秦历史发展的特征，淡化枝杈。二是重视中国历史演进之中的独特之处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唯物主义的法宝，也是历史学科活的灵魂。三是先秦制度文化是后代历史发展的源头，我们应把握好历史的连续性。四是发挥好历史碎片的大作用，以小见大。五是呈现历史变迁之感，所谓“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”，原始察终，见盛观衰。本文节编自《历史教学》（上半月刊）2021年第1期，由于微信排版限制，内容有删减，注释从略，若需完整阅读，请购买纸质刊物或电子刊物。
初审：王湉湉
复审：王雅贞终审：张 玮